英 语 翻 译
日 语 翻 译
韩 语 翻 译
法 语 翻 译
德 语 翻 译

数量膨胀缺乏质量的“翻译大国”不值得追求

季羡林：翻译大国、翻译强国问题，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，它不同于物质产品，不能只追求数量。你翻译的数量再多，你成了翻译大国，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，有不少是不需要的，甚至是垃圾，那这样的“翻译大国”又有什么意义。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。毛泽东讲“洋为中用”，我很赞成，我们需要的，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，而不是“什么赚钱就译什么”那种惟利是图的翻译。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“翻译大国”，我看并不值得追求。至于强不强，似乎也不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。什么是“翻译强国”的标准？怎么定，谁来评，都说不准。依我看，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，没必要去比谁强谁弱。

2、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看法？

季羡林：原因很复杂，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，翻译职业道德问题，翻译批评缺位问题，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。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：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。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，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，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，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，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。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，那种因不讲译德，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。二是出版社务必严于把关。过去老“商务”、老“人文”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，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。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，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，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，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。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。

季羡林：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，凭我自己的经验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，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，能达意也行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。即使是严复的“信达雅”，或者后人新提出的，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，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，一种期盼。特别是文学翻译，涉及对作者、作品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，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；当然，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，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。

5、对现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怎么看待？

6、设立国家授予的“翻译奖”的看法？

克服“偏食”，调整政策，加强统一领导

7、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，当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？

季羡林：这个问题太大了，我又不是主管官员，看不准，说不全。但我想到了几点：
　　 第一，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，就是要注意“翻译生态的平衡”。一个社会的文明，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、综合形成的。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，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种“偏食”现象，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，图书、影视几乎都是这样。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。从文学翻译来讲，其实古与今、东方与西方、高雅与通俗，乃至不同门类、不同体裁，都应该择优翻译，协调介绍。我特别要强调一下，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。要解决这个“偏食”现象，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。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，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，或者是填补空白的，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；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，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，力求实现质量优良、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。
　　 第二，政策上要研究如何调整。比如说，高校中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，这样一刀切是否合理？能否区分一下哪些算哪些不算。翻译报酬，现在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，而搞文学翻译的，每千字还是几十元，显得太低了。政协开会，这个界那个界多得很，惟独没有翻译界，不在乎多少名额，列上这个界，也体现了对这一行业的重视。译作因为都是根据原作派生的，因此，被人抄袭以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而使译者维权产生困难。如此等等问题，都有待研究改进。第三，关键还在于要加强统一领导。翻译工作重要性，说起来都知道，但实际工作中，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哪个明确统管翻译问题。前年梅绍武等三十几位政协委员，联名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涉及翻译的共性问题，结果依然没有下文。其实翻译规划、翻译政策、翻译教育、翻译队伍建设、翻译市场管理等等，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，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。